另外一个不利因素是，保守派大法官普遍都相对年轻，其中年龄最大的克莱伦斯·托马斯大法官比金斯伯格大法官小15岁，假设他能干到金斯伯格大法官去世时的年龄，也还有15年。
总之，刑法处罚网络中立帮助行为，会赋予网络服务商以审查被帮助者是否有犯罪意图的义务，从而大幅增加其运营成本。在此基础上，张明楷教授指出，应当将比例原则引入刑法领域以补充法益保护原则。
例如，德国学者耶赛克和魏根特指出：一个中立的行为，如五金店出售一个螺丝刀，如果售货员清楚地知道该螺丝刀不久将被用作入室盗窃的工具的话，同样可能成为帮助行为。由此可见，罗克辛以信赖原则作为确定故意说的法理依据，并且通过引入例外的情形，避免了确定故意说在结论上的过于绝对性。对于无误判风险的被帮助者而言，刑法处罚日常性的中立帮助行为，不会带来太大的负面影响。而且，这种判断是持续性的，需要一直持续到出租车到达目的地为止。而业务性的中立帮助行为原则上不应被规定为犯罪，但是如果该业务性的中立帮助行为具有不可替代性，则应当被规定为犯罪。
具体而言，张明楷教授观点中的前三点是对刑罚的收益的思考，而第四点则是对刑罚的成本的思考。在这段时间里，某甲或许能够平息自己的怒火，打消自己的犯罪激情。任何时期的法治文明都是在具体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下演进的，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形成是历史演进的必然结果。
习近平法治思想指明了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力量是中国共产党。社会革命需要先进的领导力量。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历史逻辑 历史逻辑是理论逻辑产生和发展的现实基础。在社会主义国家，法的人民性就是要体现人民至上。
（作者：马怀德，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研究子课题负责人，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教授） 进入 马怀德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习近平法治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党在新中国法治建设的实践中进行一系列探索。
事物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往往是曲线前进螺旋上升。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为基础，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的理论成果一脉相承，从中国国情出发所形成的指导新时代法治建设实践的伟大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明确强调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对中国共产党治党执政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刻总结、系统把握。社会革命的目的是确立和发展新的生产关系。
习近平法治思想立足社会生活实际，考察基本经济关系，在此基础上完善法治体系，是唯物主义的充分体现。在明确彼此定位、功能、目标的基础上，要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实现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习近平法治思想就是在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逐渐形成的。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关于政策与法律的关系，二者都是人民意志的根本反映，政策是法律的先导，法律是意志的贯彻。在工作布局上，习近平法治思想指明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总抓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法律如果不体现人民的意志，就会变得有名无实。（二）习近平法治思想蕴含马克思主义革命论的基本原理 新时代的革命，是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和领导全党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
宋代王安石在《周公》一文中提出: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全面依法治国的正确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习近平法治思想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方面的新需求为着力点，面向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期待，保障人民切身利益，充分诠释了人民至上的基本内涵。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生成于实践逻辑，实践逻辑科学印证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习近平总书记常讲的奉法者强则国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等均能在中国古代法律思想中找到历史根源。习近平法治思想所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法治概念、法治论断和法治命题，无不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光芒。
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囿于历史局限性，精华与糟粕并存。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民法典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制度载体，一系列经典论述展现的是不同于任何历史时期的法治建设纲领和规划蓝图，赋予了中华法治文明新内涵，具有深远的历史穿透力。
这些重要思想都是扎根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形成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实践价值。一是扎根于中国共产党治党执政实践。
法治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之一，法治的精髓和要旨对于各国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具有普遍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场伟大社会革命，要求我们必须时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习近平法治思想创造性地继承了中国传统优秀法律文化，将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与当代中国法治实践相结合，在借鉴吸收人类法治文明有益成果的基础上，历史性地回答了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一系列重大问题。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国际环境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上升，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影响广泛深远，这都是前进道路上面临的风险与挑战。改革开放初期，提出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法治体系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骨干工程，涉及法治规范、实施、监督等方方面面，是一项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法治思想展现出科学缜密的逻辑架构，实现了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的辩证统一。习近平法治思想将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的精髓融入法治中国建设的方方面面，将唯物主义、社会主义、人民至上的法理要义贯穿全局，并不断发展完善。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实践逻辑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实践。（二）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 创新与发展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是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的基本特质。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也必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进一步丰富。2018年8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科学命题，概括地表达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创新发展成果。
基于国际形势纷繁复杂、国际争端与日俱增、国家博弈渐趋深远的国际关系现实，提出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实现这一目标。2020年11月召开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对推进全面依法治国重点工作提出11个方面的要求，确立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指导地位。全面依法治国，必须走对路。
习近平法治思想之所以是我们党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系统、科学的法治理论体系，在于它本质上反映了自洽且有机衔接的逻辑方式。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也必将在法治建设的实践中不断拓展新思路、增添新内涵、形成新论断、展现新理念，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不断向前迈进。
普遍联系的观点体现在诸多关系的厘清与界定上。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创新与发展体现在系统阐释了法治中国的命题，将全面依法治国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对新时代法治道路和法治体系进行全面规划等等。
一系列新概念、新命题、新论断，解决了新时代所遇到的前所未有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作出了重大原创性贡献。坚持把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正是为实现社会革命的目的——巩固当前、催生未来新的生产关系所进行的法治建设系统安排与全局动员